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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夏季，一位曾为解放海南立下赫赫战功的英雄，悄然结束了军旅生涯，转业到广东省林业厅担任副厅长。这一转变显得十分低调，但却标志着他人生的新篇章。就在他刚刚上任时，老战友韩先楚上将便前来拜访，热情邀请他调往总参谋部。然而，令韩先楚大感意外的是，这位功臣却婉言拒绝了这个机会。
那么，这位功臣究竟是谁？为何他会拒绝前往总参呢？这一切还得从1949年冬天说起。
1949年冬天的一个寒冷夜晚，琼崖纵队的参谋长符振中带着几名警卫员悄然潜入了一个位于海边的渔村。几天前，符振中与冯白驹司令在岛内召开了一个极为秘密的会议，两人通过情报得知，国民党正在加紧对游击队的围剿，形势越发严峻。为了将岛内的最新战况以及作战计划及时送达军区和中央军委，符振中决定亲自出岛。
展开剩余87%他们选择了澄迈县的马村作为出发点，这个看似普通的渔村，却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成为了理想的出海之地。村子背靠群山，面朝大海，周围有浓密的树林掩护，还可以通过渔船前往雷州半岛。更为关键的是，这里隐藏着一条秘密航线，适合逃避敌军的追踪。
符振中通过地下党负责人王顺昌与马村的居民取得了联系，王顺昌在得知情况后，立即承诺：“符参谋长放心，船只、舵手、人员都能在今晚安排妥当。”当两人确认船只的情况时，符振中注意到一名妇人正在指挥渔民搬运货物。她看起来像是一个普通的商人，但符振中下意识感到不安：“怎么会有商人？她是谁？为何在这搬货？”
王顺昌低声解释：“她叫孙玉梅，是我党的地下工作者，也是敌军营长姨太太的生意伙伴。”原来，这位女商人不仅是地下党联络员，她还频繁出入敌军营长家中，取得了敌人的信任，并利用卖海货的生意作为掩护。
当晚，孙玉梅带着香烟和点心拜访了敌军营长的姨太太。两人亲热地交谈时，孙玉梅提出要运送一船货物到“临高”。听到这个地名，敌营长的脸色立刻变了，但最终，在姨太太的软磨硬泡下，他签下了批条，并要求船上人员接受检查。
第二天傍晚，孙玉梅按计划安排好了船只，并为符振中一行指示了暗号：“今晚六点，躲在码头边的树林里，如果我站在船头，说明一切正常；如果我不在，你们必须待命，不得擅自行动。”
天色渐暗，符振中藏身在树林里，手指不自觉地摩挲着腰间的手枪，紧张的气氛弥漫在空气中。终于，船头处出现了熟悉的身影，孙玉梅站在甲板上，指挥着渔民调整方向，缓缓驶向大海。
船只经过敌军的检查时，敌兵挥动手电筒仔细扫视，走到孙玉梅面前，递过批条后，敌兵仅仅点了点头，便挥手放行。就在船只即将离开码头时，突然有人高喊：“嘿！抓鱼的，过来帮忙推船！”这正是他们事先商定的暗号。
藏身树林中的符振中猛地站起，带领随行人员装作赶来帮忙的渔民，迅速登上甲板。船在夜色的掩护下，顺利驶出海湾，朝雷州半岛驶去。然而，就在他们驶出急水门时，远处传来了敌方舰艇的轰鸣声，船上的每个人都感到一阵紧张。
符振中保持镇定，目光扫视四周，见孙玉梅依旧神色平静，便轻声安慰道：“别怕，有我在。”他们躲进船舱，屏息凝神，等了许久，敌舰最终转向远去。船只重新加速，逆风疾行，终于在黎明前顺利抵达雷州半岛。
然而，他们刚上岸，就被我军巡逻兵拦了下来。“站住！把手举起来！”为首的士兵大喝一声，刺刀闪烁。符振中并未慌乱，反而冷静地说道：“自己人，我要见你们的师长。”兵员们带着疑惑将他押上车，转移至附近的指挥部。
几经波折，符振中终于被带到第40军118师师长邓岳面前。邓岳听到他自报家门后，顿时震惊，随即大笑道：“你是韩军长念叨最多的人！”原来，琼崖纵队与外界信息隔绝，长期无法与大军有效联系。韩先楚一直试图突破这道屏障，然而没有合适的时机。
符振中带着岛内的核心情报亲自抵达，成为了韩先楚最需要的人。邓岳立即安排他前往韩先楚驻地汇报情报。在会见时，符振中将精心准备的作战地图和敌军部署资料交给了韩先楚。地图上详细标注了敌军的阵地、防线以及弱点，符振中一一指点：“敌军的防守并不完美，我们可以在三月前先发制人。”
韩先楚听后热血沸腾，立即安排执行，并提出将作战计划提前，从原定的五月修改为三月初进行小股部队的偷渡。符振中还提出了夜航、分散、伪装渔船等三大策略，确保偷渡行动最大限度减少风险。
1950年3月5日清晨，第一批偷渡部队悄然出发，经过几天紧张的行动，解放军成功在海南岛立足，为日后的大规模登陆作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最终，在4月16日，解放军成功发起总攻，经过激烈战斗，仅用半个月时间便彻底解放了海南岛。
符振中无疑是这场战役的功臣之一。海南解放后，他先后在海南军区和粤北军区担任重要职务。1959年6月，他转业到地方，任广东省林业厅副厅长。没多久，韩先楚上将前来邀请他进入总参谋部。可是，符振中却婉拒了这份厚重的荣誉，表示自己年纪已大，认为是时候将位置让给年轻人。
“我没有做错选择，”符振中微笑着说道，“这些年的战斗，我参与了很多，但更重要的是，应该铭记那些永远无法回到家乡的英雄。”
岁月流转，符振中始终低调行事，拒绝被誉为“海南解放功臣”。他一生未曾主动提起自己的军功，却在默默无闻中为国家做出了巨大贡献。1989年，他在广州安详离世，享年7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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